流尘与清供的对话：一场跨越时空的美学之旅

所谓雅舍，是古代中国旧时读书人“夜眠人静后，早起鸟啼先”的圣地，是文人雅士“朝有林鸟，翻书惊宿露；暮着月色，搁笔落花香”的精神家园。在崇尚诗文才学、学而优则仕的古代中国，每一位文人雅士都渴望有一方自己的天空，古香古色、典雅诗意的雅舍书房便是安顿心灵之所。而雅致精美的文案清供，营构了浓郁的书香氛围，与主人的精神世界相契合；一套传统书房家具，几件古玩字画，案头笔墨纸砚，闲来兴起，随性涂写赏玩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文人骚客的理想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腾挪收放。临轩倚窗仰望星空，足以穿透物欲横流的阴霾，远离尘世的狂躁，让思想与心灵超越粗糙与荒凉，尽享“寂寞的欢愉”。灯下把玩清物，窗前吟风弄月，一案一椅，一屏一几，一花一草，一杯香茗，一炉沉香，“云烟落处，闲来听春草”的悠然之间，早已澄怀观道，静照忘求。

“莫恋浮名，梦幻泡影有限；且寻乐事，风花雪月无穷”，这是一个文人梦想中的别有洞天。

扪心而论，雅舍无关功利，自古便是阅诗书、观锦绣，释放心灵自由之所在。置身这方天地，闭门即是深山，读书谓为净土。明代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如此描绘其理想的家居生活：“琴觞自对，鹿豕为群；任彼世态之炎凉，从他人情之反覆。家居苦事物之扰，惟田舍园亭，别是一番活计。焚香煮茗，把酒吟诗，不许胸中生冰炭。客寓多风雨之怀，独禅林道院，转添几种生机。染瀚挥毫，翻经问偈，肯教眼底逐风尘。茅斋独坐茶频煮，七碗后，气爽神清；竹榻斜眠书漫抛，一枕余，心闲梦稳。”

晚明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收录的《不二斋》对明代文人自我营造的书房雅室极尽铺陈：“图书四壁，充栋连床，鼎彝尊罍，不移而具。余于左设石床竹几，帷之纱幕，以障蚊虻，绿暗侵纱，照面成碧。夏日，建兰、茉莉芗泽浸人，沁入衣裾。重阳前后，移菊北窗下。菊盆五层，高下列之，颜色空明，天光晶映，如沉秋水。冬则梧叶落，腊梅开，暖日晒窗，红炉毾氍。以昆山石种水仙，列阶趾。春时，四壁下皆山兰，槛前芍药半亩，多有异本。余解衣盘礴，寒暑未尝轻出，思之如在隔世。”体现了他对书房家具陈设和园艺布置高超的审美水平，也反映了明亡后，他对人生渺茫的深沉感慨和挥之不去的故国之思。

张岱、陈继儒，他们都以绮丽隽永的文笔描述自己心中的书房雅舍、清供陈设，案头雅赏，传达出传统文人精致的生活仪式，素雅的人间清欢。诸如此类的明清文人的闲散小品实在太多。除张岱的雪中西湖，陈继儒的小窗怡情外，李渔的闲情偶寄，张潮的幽幽一梦，所有这些长篇又清雅、混迹尘中却又高视物外的文字，其实都只写了一个字，叫做“趣”。情趣、雅趣、志趣、意趣，都在其中——这人生一个“趣”字，就是他们对身心的出离，对生死苦乐的超越。

自周王朝制定礼乐，完善各种制度，制定器物规矩，开创一代文明盛世景象，才使得后世孔子赞美说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中国古代文化，在先秦是庄严肃穆的诸子百家，在秦汉是典雅华丽的楚辞汉赋，在两晋是微妙清通的魏晋玄谈，在唐宋是诗词，在宋至明中期，是理学的异军突起，在明中晚期至清初，则是明清小品、文房闲趣和笔记小说。明清文人们，事无巨细，都喜欢写下来。仿佛那一处庭院、一间雅室、一件器物、一片花草、一点心得、一缕情思，便是人生微言大义，生活之清净佛土。

明人古诗云：“流尘开坐上，清供满斋中。”流尘即为牡丹为雨所败后，落红委地，化为尘泥。 一室之中，目对清供，则令人顿生沁爽，而无尘氛之俗。清供，即是中国文人对生活之美的虔诚与顺从。清幽淡雅，淡中有味，清中有贵。它是愈俗的良药，也是人间的清欢。文案清供，包括旧时文人和宫廷内府文房书斋案上所陈设的摆件古玩，与这些摆件古玩的座托、几架、箱盒等，型制虽小，气韵超拔，是明式家具的微缩与精粹。作为日常的文玩雅趣之物，其用料之考究、做工之精湛、虽于身为长物，于世为草木，却能令室中生雅，如一味良药，治愈心目之氛俗，而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情。明清文人与失意官宦期望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在这些文案清供的陪伴下，追慕魏晋、宋元文人的行止和心绪，避世逃遁，安妥心灵，独善其身，保全人格。无论是酒瓢、诗筒、笔筒、香筒、笔架，还是镇尺、臂搁、墨床、屏风、几案、棋盒，都是他们眼中的山林，心中的乐土，在浮华喧腾的市井巷陌中拥有这样一方清幽雅致的天地，是何等的别有洞天。

清供之风主要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。永和九年，暮春之初，王羲之在会稽山设兰亭雅集，消灾祈福。山林中人们煮茶弄酒，一觞一咏，畅叙幽情。石头上摆的瓶花、茶壶等也成为了清供摆设的雏形。及至宋代，清供已成了文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宋代文人追求雅致的生活情调，极重视文房书斋之陈设，将金石、书画、古董等物精心摆设于案几上，还将其勾勒成画作挂在墙上，意在祈福纳祥。

明清时期是清供的鼎盛时代。上至帝王，中至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，下至普通百姓，无一不对文房清供有着莫大的兴趣。文房器物，其实那主要是明清文人的书斋雅趣和闲情。对于传统的文人来说，建立完美的书斋，玩味其中雅趣，无异于建立一个属于自我的世界。

众所周知， 中国文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重视，是举世无双的——他们期待让心灵自然舒展，没有任何妨碍，故此需要建立一个与外部喧嚣的世界隔离，能够“坐观万景得天全”的明妙之境。这种需求一旦投射到了现实，就生出了各种各样奇巧精美，妙趣横生的文房雅器，让它们能够为自己代言。他们竞奇尚巧，用雅致的玩意儿来“纳须弥于芥子”。

他们可以用极细致的螺钿，在典雅的黑漆上镶嵌华彩缤纷的花纹，不过是为了装饰一件小小香盘。他们把矗立在山壁古寺中巨大佛像，浓缩为小巧的摆件，放置案头，成为他们在书斋中一次次参禅悟道的见证者，抚慰他们在尘世中疲累的心情。素来以清冷、洁净为标识的瓷器，也在文房中有了别样的风貌：商周高古而肃穆狰狞的饕餮纹饰，以德化瓷细腻的胎体烧制出了如玉的温润风情。一只三足而立的白瓷杯，则被刻上云鹤的暗纹与古人的《酒中八仙歌》，以助佳兴。

在文房的赏玩中，文人们的“妙悟”往往同这类“玩趣”一同发生。典雅的形制，入微的细节，给予他们“兴不可遏”“喜不自禁”的快乐，仿佛可以呼风唤雨，通彻天地一般。他们为文房赋予的内涵，犹如一泓清泉，心中万象都在其中往复穿梭，从容舒卷，随意东西。

文房中的乐趣又不仅于此——它们有时还能给予人们隐秘的快乐。《古印捃》上曾经记录过一枚情爱纠缠的小印：有一位痴情的文人，托人为心爱的少女作了小像，并刻在一方印石上，在少女生日当天赠予佳人。他在印面上深情款款地留下了“香草美人”的印面，和一段缠绵的边款作为此事的纪念。而不知多少年后，这枚温润印石上的小影，却又被佳人转赠给另一位如意郎君。后来者也在石上的一面留下铭记，表示要永远珍爱这方宝物。而在两个痴心人的边款中间，娴雅动人的少女拈花而笑，简致勾勒中，仿佛能看到她春水一般的眼波。将这枚印章置于案头的人，大概能够在每一次对这名少女的畅想中，体味到一种秘而不宣的别样滋味。或者，这种回望与畅想的乐趣，亦是文人们想在“坐观”之中，所寻觅到的“风流景致”吧！

由沉重的国之“大器”，转变为案头的“小趣”。文人们欣然与这些气息相接，通过每一件放置和把玩的“长”物，一次次与传统的人文精神、古之圣贤进行心灵的对话。明式家具的背景是明代文人生活，明代文人生活在我们看来，是闲情的、雅致的，他们常寄情在家具上。

明式家具的审美情趣，不仅来自于其日常功用的人性化，也体现在细节的独特精巧上，特别是在文人书斋头上的清供摆件，微型几案，作为日常的文玩雅趣之物，其用料之考究，做工之精湛，情调之雅致，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情。

我们在阅览探究明式家具材质、工艺和审美等整体特质时，往往容易忽视几架、箱盒、屏风等文案清供的审美价值。实际上，这些微缩版的明式家具，更能将明式家具高超的制作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萃，堪称极品。明式家具之所以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，主要在于其文质彬彬的别样质地，而这种特质的形成，又与文人的鉴赏把玩关系很大，因此有“雅玩”之说。文案清供，作为旧时文人书房必备用品，正是文人雅士们燕闲生活的寄情雅玩。与文案清供相匹配的几架座托等，虽然形制不大，但制作精巧，尤为读书人所喜爱，在明式家具的制作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
文房清供的制作自汉代始，兴于唐宋，至明清更趋多样丰富，虽然年代不同，其形制和用途也有一些差别。但随着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，这种“斋中清供”也逐渐呈现出实用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的显著特点，成为文人墨客点缀书案、玩赏自娱的清供陈设，也成为他们心寄林泉，超凡脱俗人格精神的一种投射，是自然与自我在书斋中和谐共处的一种情感表征。

唐杜甫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》诗曰：“笔架沾窗雨，书签映隙曛。”北宋翰林学士苏易简著有《文房四谱》，首倡“文房四宝”。南宋赵希鹄《洞天清录》是一部记录古代文房清玩的专著，收录了古琴、古砚、古钟鼎彝器、怪石、砚屏、笔格、水滴、古翰墨真迹、古今石刻、古今纸花印色、古画等文房清供。明代记述文房清供的专著，有屠隆《考槃余事·文房器具笺》、高濂《遵生八笺·燕闲清赏笺》、文震亨《长物志》等，详尽记述了书斋陈设器具及其发展演变。

其中，明末屠隆所著《考槃余事》中共列举了45种文具，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。文中例举“笔床”云：“笔床之制，行世甚少。有古鎏金者，长六七寸，高寸二分，阔二寸余，如一架然，上可卧笔四矢，以此为式，用紫檀乌木为之，亦佳。”又例举“笔屏”云：“有宋内府制方圆玉花板，用以镶屏插笔最宜。有大理旧石，方不盈尺,俨然山高月小者、东山月上者、万山春霭者，皆是天生，初非扭捏。以此为毛中书屏翰，似亦得所。蜀中有石，解开有小松形，松止高二寸，或三十五株，行列成径，描画所不及者，亦堪作屏，取极小名画或古人墨迹镶之，亦奇绝。” 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卷七《器具》中，也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，计有砚、笔、墨、纸、笔格、笔床、笔屏、笔筒、笔船、笔洗、笔掭、水中丞、水注、糊斗、蜡斗、镇纸、压尺、秘阁、贝光、裁刀、剪刀、书灯、印章、文具等。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。此外，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，例如香炉、袖炉、手炉、香筒、如意、数珠、扇坠、镜、钩、钵、琴、剑等。

明代戏曲家高濂在他的《高子书斋说》对当时的文人书斋的陈设有一番具体的描述：“斋中长桌一，古砚一，旧古铜水注一，斑竹笔筒一，旧窑笔洗一，糊斗一，铜石镇纸一。……床头小几一，上置古铜花尊，或哥窑定瓶一，花时则插花盈瓶，以集香气；闲时置蒲石于卜，收朝露以清目。或置鼎炉一，用烧印篆清香。冬置暖炉一。壁间挂古琴一，中置几一，如吴中云林几。……或倭漆龛，或花梨木龛以居之。上用小石盆之一，或灵壁应石，将乐石，昆山石，大不过五六寸，而天然奇怪，透漏瘦削，无斧凿痕者为佳。……几外炉一，花瓶一，匙箸一,香盒一，四者等差远甚，惟博雅者择之。”从上述描绘中，不难看出明代文人对书斋陈设构思之巧、用力之专、格调之雅。文房摆设要安妥得体，错落有致，以体现居舍主人的性情品格。正如明代另外一位文化大家李渔所说“安器置物者，务在纵横得当，……使人入其户登其堂，见物物皆非苟设，事事具有深情。”

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在其《骨董十三说》中也有论述：“先治幽轩邃室，虽在城市，有山林之致。于风月晴和之际，扫地焚香，烹泉速客，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，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之。饭余晏坐，别设净几，辅以丹罽，袭以文锦，次第出其所藏，列而玩之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人对书房家私设置，文案清供安排，居处环境营造，既要布局合理，疏朗有致，又要布置清雅，安适方便，达到看似不经意而处处用心的效果。

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传统手工艺的发展，为文房清供制作工艺的完善和提升创造了条件。明清苏州、杭州、松江地区繁盛的市镇经济催生了成熟的手工工艺。特别是长江以南的苏州、杭州地区市井繁华，商铺林立。对于精美的文房清供，不仅文人墨客、巨贾豪客竞相追捧，朝廷上下更是推波助澜。清朝康雍乾三代，其清供制作规模之大、数量之巨，形制要求之高之精可谓空前绝后。如乾隆三十五年内廷档案“匣作”记载，所列配匣文具有“白玉佛手笔掭一件，（配木座）腰元洗，青花白地小水丞一件，青绿蛤蜊笔掭，青玉瓜式水丞，白玉双鱼洗，掐丝珐琅水注，霁红笔洗一件，青绿马镇纸，青花白墨罐一件，哥窑小笔洗一件，白玉合卺觚，配得合牌座样持进，交太监胡世杰，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。”由是可见，清代内廷文房清供均按不同功用分别命名，其质地种类多样，制作要求精奇。其中如笔筒、笔架、笔洗、砚屏、水丞、水注、墨床、镇纸，以及几案、官皮箱、多宝格和宝物箱等所有这些，一方面可供宫廷殿内陈设，另一方面也为宫廷上下实用而鉴藏，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品位自然难以计量，加之宫廷制作，造型典雅，工艺精湛，其中凝聚了那个时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，确是让人叹为观止，称羡不已。

明代文房清供种类繁多，分类芜杂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，广义可涵盖古人书房中所有的家具陈设，甚至张挂的书画。狭义的则主要是案头家具。如插屏式案屏，适宜放在书房桌案上，除了体积小，与大型座屏的构造别无二致。两个墩子上竖立柱，中嵌绦环板，透雕斗簇C字纹，站牙与斜案的披水牙子上也锼刻C纹饰，屏心嵌镶大理石彩纹板。案屏最小的是画案上陈放的砚屏，为墨与砚的遮风，尺寸一般为一二十公分长宽。再如提盒，古代的提盒主要是用来盛放食物酒茶的，便于出行携带。至于明代文人所钟情的用硬木制作的提盒，不是食物盛器，而是用来存放玉石印章等小件文玩的。置放在文房案桌上又可作为摆设欣赏，是文人墨客的至爱。一般提盒有二撞提盒与三撞提盒之分，四撞提盒极少，尺寸为二三十公分长宽高。又如官皮箱，为平常人家常备之物，不为宦官人家所特有，形制尺寸也差不多。一般顶盖下有平屉，两扇门上缘留子口，用以扣住顶盖。顶盖关好后两扇门就不能开启，门后设有抽屉，底座锼出壶门式轮廓并刻上卷草叶纹。需要说明的是官皮箱平常人家用来存放女眷饰品，而文人墨客就用来收纳玉器象牙等文玩。此类文案清供以黄花梨、紫檀木制作的最为名贵。无论提盒还是官皮箱因常常开闭移动，往往在转角处包裹上薄薄的铜片，年代既久，磨洗发亮，就越发显得古朴典雅，四只角古铜色的小小铜片与提盒的硬木花纹相映衬，构成一种低调的奢华。

文房清供中的案头家具在明清的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种实用器具，更是一种可供赏玩的艺术私藏品。文人还积极投入这些清供用品的创意制作过程，在其中融入更多的文化精神和美学思想，体现文人独有的生活理念和情感追求，使这些精巧的案头家具更具文化的魅力和价值。有些文房家具作为玉器，瓷器和象牙制品的座托和几架，原本是配角，但因构思精巧，制作精良，竟也与古玩主角相辅相成相得益彰，直至浑然一体，难分伯仲。

明清时，这些器具的制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和具体的要求，无论是民间的能工巧匠还是宫廷造办处的督办大员，从选料到工艺把控，再到成品检查都力求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。特别是清代宫廷文房用具，均以内廷样式制作，一部分由内廷造办处自行督造，一部分交由地方按内廷式样制作，也有地方巡抚官员按年例进贡的方物制作。其造型、质地、种类丰富多彩，凸显文房用具的雅致与精巧，可谓美轮美奂，无与伦比。作为文案清供的微型家具制作，一般具有这几大特点：宫廷内府的形制规定明确；文人墨客的直接创意；选料考究，一般都用黄花梨和紫檀等硬木；工艺复杂，虽属微型家具，但在榫卯结构上丝毫不差；用工耗时多，做工精湛；不落俗套，别具一格。

在文房器物中，有一种优雅的存在，那就是寂寞，而又郁郁寡欢的都承盘。都承盘，就是什么都能承受的盘子。无论文房闺房，凡是琐粹器物，只要往盘里一扔，就此一切都妥当了。总觉得它就像宫廷中的侍女，察言观色，耳闻目视，知道所有的秘密。

王世襄先生在其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中说：“都承盘”，有时写作“都丞盘”、“都盛盘”或“都珍盘”。这是一种用以置放文具、文玩等的案头小型家具。从传世实物来看，清代比明代更为流行，式样颇多，有的高低分层，制作繁琐。古人雅致生活和书卷气息的“残留”十分浓郁，里里外外都浸透着人心和时光的温度。然而，虽说流行，但很意外的是，在古籍中鲜少有“都承盘”的身影。《长物志》《考槃馀事》《遵生八笺》《格古要论》这一类写文人器物的书籍，都未见“都承盘”的条目。看来它的特征就是“隐形”，不会像琴棋书画、笔墨纸砚那样一直拥有存在感。

然而小小的都承盘，在这其中，却是非常格致，非常有趣的一种存在。它庄敬无言，胜过了多少啰嗦。我们不妨想象某一位明清文人，身处江南的烟雨中，在黑瓦白墙里，时而茗碗炉香，时而花间丝竹，时而兰亭临摹，时而池畔观鱼。这时，那件都承盘，正静默无言，安然摆在书桌上，旁边就是摊开的笔墨纸砚，半就的琐碎诗篇。

都承盘是寂寞的，也是郁郁寡欢的。

值得一提的，古代有一个人特别关注都承盘，他就是黄图珌。黄图珌是生活在康熙年间的一个有趣的人。古人把玩器物的心思，今人望尘莫及，它是超越时空的人心的美。黄图珌写过一本书，叫《看山阁闲笔》。因为他当过的官都是小官和闲官，所以有大把时间花在生活琐粹的细节上面，把玩器物，也把玩自己的人生。他把目光投向了“都承盘”：一凡文房适用之具，俱可盛入于内，几案间所最要而不可阙少者也。予曾制尺许长、五寸阔、二寸高扁匣，以备收拾残编剩稿，名曰碎锦匣。既便且益也。黄图珌说都承盘是几案间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东西，因为它方便，相当于古人的收纳箱，小件的东西，什么都能往里装，环境一下就整洁起来。这样的都承盘，对于像他这样极爱便利的人来说，使用起来真是再惬意不过的人生知己了。

黄图珌号“蕉窗居士”，也号“守真子”。大概他居室的窗外就是一片芭蕉，时常在这里读书吟咏，而他又自许是个见到真心的达人，所以给自己立这样的名号。他很有趣，《看山阁闲笔》几乎无所不谈，好像人生所有的一切他都懂，人们读了这本书就可以“到此为止”，根本不用再去研究生活了。明代文人常常寄情在家具上面。他制作过一种“碎锦匣”，其实类似都承盘，只是都承盘用来放杂物，“碎锦匣”则是用来扔文章废稿的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废纸篓。黄图珌的创作远远不止这“碎锦匣”。桌椅之中，他的创新也很多。例如“三面桌”——“园亭小酌，三人坐饮，殊觉雅致。”又例如“圆桌式”——“圆桌如安四脚，甚不雅观。是以只用一木高擎，盘旋如磨。噫，此亦中流砥柱之一法也。”此外，他的创造，还有“屏风椅”“暖桌式”和“围屏式”等等，读来受益匪浅，读来哑然失笑。

司马光说：“古之所谓文者，乃诗书礼乐之文，升降进退之容，弦歌雅颂之声。”被提炼出的那一部分，先贤称之为“文”，其大可文章华国，小可至一家安稳，一身岁月静好。即便是仅可容膝的地方，也可涵蕴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，浓缩整个中国数千年人文历史的精神风貌。那片文人士子们读书写字、品鉴器物的场所，也是往圣先贤、历代明君贤臣、文坛鸿儒、富豪巨贾们所器重、神往的地方。

传统文人从沉重的“大器”，转变为隐秘的案头“小趣”，中华文化传统始终是文房清供的“源头之水”和精神渊薮。“道”是器物的灵魂所在，只有“道在其中”才会令器物饱含生机，才会有生命和精神。有形的物质中，包含的是无形的精神理念，体现在在中国文人士子、读书人的书房里，在每个手艺人的作坊中，在每一件精美的器物上，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。

孔子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诚哉，斯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