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年间的于成龙治水

永定河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，旧称浑河，它上游发端于内蒙境内，流经黄土高原，裹挟了大量泥沙，经北京、河北、最后自天津入海。明清之际，浑河中下游都在京师顺天府境内，这里人口稠密、农业发达，是国朝的心脏地带，其安危关乎国本。自金代以后，随着北京地位的逐步上升，浑河的治理也由地方工程转向国家工程，金大定二十年（1180年），浑河自固安以上八十里开始筑堤，有了相对稳定的河道。元末浑河又自固安城西北改道，分为两支，主流经清河流入霸州，每到汛期洪水往往漫过河堤，对于柳泉和牛驼一带的农业造成极大破坏。有明一代，官方曾二十五次疏浚修堤，但当地的农业生产都要引浑河水灌溉，筑堤与决堤往往同时进行，有些人更是直接在河道中间播种，如果当年不发大水，则无需费力就可确保丰收，大家也抱着赌一把的心态。

康熙皇帝即位之初，浑河水患已极其严重，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七月初十，北京卢沟桥附近大堤决口，洪水一路东流“直入正阳、崇文、宣武、齐化诸门”，宣武门一带水深五尺，声如雷鸣，势如峡泻，康熙皇帝登上午门视察灾情，场景触目惊心，遂把“三藩、漕运、治河”作为亲政后的三件大事，命人镌刻在寝宫廊柱上，夙夜不忘。此后康熙多次下令巩固堤防，并禁止堤岸两侧的庄户和佃户私自开沟引水灌田，保障河堤的安全。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，他命直隶巡抚于成龙直接负责筑起永定河两岸大堤。

于成龙亲自指挥修堤，堵住了南流之水，将浑河彻底改道至固安城北，经永清至天津西沽入海。“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，迳固安北十里铺、永清东南朱家庄，会东安狼城河，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，达西沽入海，浚河一百四十五里，筑南北堤一百八十余里。”从此固安以北的一百四十五里河道开始稳定，康熙帝赐名“永定河”。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，在涿州东北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金门闸，平时可引小清河水冲刷永定河泥沙，洪水来时可向西分泄永定河洪水，减少东堤的压力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雍正帝下令沿昔日浑河故道开牤牛河，分桑干河、拒马河上游洪水，进一步加强了河防。

禁止河身内居民添盖房屋碑记

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乾隆皇帝亲自来固安一带巡视河防，在工地现场，他仍然发现了河床内建有大量民房，经过统计，共有大仁厚村、小仁厚村、白家新村和太平庄四个村落，85户，276间民房建在河堤之内，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了，这些居民在永定河改道前就定居于此，并且已经自己加高了地基，官方给了拆迁费但依然不走。这是因为河堤内的土地肥沃，耕种便利，这在农业为本的时代是个天然优势，即使乾隆皇帝亲自来劝，但还是不走，只是承诺不再添盖房。

回京之后，乾隆帝写了《禁止河身内居民添盖房屋碑》，碑文中无奈的说“缘河堤埝内为河身要地，本不应令民居住，即有无知愚民，狃于目前便利，聚庐播种，罔恤日久漂溺之患。曩岁朕阅视永定河工，目击情形，因饬有司，出示晓喻，并官给迁移价值。阅今数年于兹，朕此次巡视，见居民村庄仍有占住河身者，或因其中积成高阜处所可御暴涨。小民安土重迁，不愿远徙，而将来或至日渐增益，于经流有碍。其不愿迁移之户口房屋若干，确查实数，详悉奏闻。于南、北岸刊立石碑，并严行通饬……”

乾隆十八年的《禁止河身内居民添盖房屋碑》共刻了四方，分别立在这四个准许居住的河床村口。之后大堤管理严格，加之国库充盈，可以实时驻防、赈灾，河防状况相对稳定，但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加，人与水的矛盾却始终无法解决。关于这一点，乾隆皇帝也看得比较透彻，他在《过卢沟桥》诗中写道，“我欲弃地使让水，安得余地置彼民？或云地亦不必让，但弃提防水自循。言之似易行不易，今古异宜难具论。”这几句车轱辘话也表现了皇帝对当时采取治河策略的无奈。

自古以来，人与环境的相互争地似乎从未停止，生产落后的时期，人们在争地中求生，繁荣稳定时期，人们争地求利，前者是百姓的自发行为，后者则有权利与资本的注入。而对于朝廷来说，前者是道德问题，后者是行政能力，哪个都不好办，前几年的秦岭别墅事件和近期的滇池圈地事件都是一个道理。

清代后期，随着官场的日益腐败，官刻石碑越刻越多，效力也越来越差，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，永定河决口又变成了两三年一次。据1942年《固安县志》记载，当时城墙已经低于河道两丈多，整座城池已然半沉地下，洪水来袭时全城沦陷。城内大街泥泞不堪，原本南面的两个水坑扩大为四个，旱季是地下水渗出，夏季则汇集雨水。家里长辈的记忆中，解放前后的固安县城，每到夏季，城北的积水都有半人多深，高处是一座座土堆，这些都是历年汛期临时筑起的围堰。

八九十年代的固安记忆

固安县是我太姥姥家，我太姥爷解放前是当地士绅，民国时在县衙里做事，参与编写了1942年的《固安县志》。我从小就跟我姥姥回老家探亲，家里老宅子在东关村，一大家子亲戚们分布在城关、南关、南五里、牛驼、柳泉、张村等处，每次回老家都感觉空前的热闹，短短几天每家亲戚都得走到了。八十年代末第一次回去时，家里的老宅子还没翻盖，院子非常宽阔，正房五间临窗是火炕，那时候我太姥姥已经八十多，只能在炕上活动了。院里种着两棵梨树，这在北京是没有的，北京认为梨树谐音离，山西、河北这边的口音梨谐音利，变成了好字眼。

老院子西南角的茅房是印象最深刻的，上面是茅房，下面连着猪圈，两只黑色的巨型猪趴在不远处哼哼叫着，当时觉得三观尽毁，这也太不讲究了！后来在博物馆看到了很多汉代猪圈的陶楼，得知这种养猪法至少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，和固安县的历史一样长。好在九十年代盖了新房之后，这个猪厕就消失了。院子房后不远处有一块石碑，记得就在路边荒草中，没事的时候格格、洁洁们就带着去爬石碑玩。长辈们说这里从前有个大庙，叫做东岳行宫，后来庙拆了就剩了这么一块碑。再往东走就是一大片坟地了，地里也有好多类似的石碑，但是不敢爬。

九十年代的固安县阳光明媚、尘土飞扬，街上飞驰着一辆辆卡车，长途车站旁边是汽车场，停满了130卡车，再往城里走有个水上公园，这从前就是城里东北角那个水坑。家里的地在东关村南，种的都是老玉米，夏天可以去地里掰棒子。县城里最高的建筑是电视塔，有个两层的新街饭店、国道边上李臣饭店的酱肘子很有名。那会儿每次回去都是带很多稻香村的点心、红星二锅头之类的土产，临走时亲戚们给拿上点酱肘子、几斤新磨的棒子面儿。2008年以后，固安也开始了大规模拆迁，东关村老房拆了，地都盖了楼，亲戚们每家手里都好几套房，南关一百多岁的太姑姥姥也入住了英国宫。

这几年固安县一片繁荣，主要靠着房地产推动起来，永定河大桥到县城的几公里，高楼林立，如梦幻一般。前几年固安房价都炒到三万多一平了，当然后来又降下来了，大量北漂来此买房，这依然是借了京畿之地的名头。这几年老家儿都没了，即使再回去亲戚也走不全了，过去从东关到南关，新房老房都是开放式的，想找什么东西，这院没有就去那院看看，感觉人与人之间都离得很近。现在大家都搬进了楼，但见面机会却越来越少了，这可能也是社会的发展趋势。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不光是物质上的远离土地，其承载的精神文化、交流方式、社会秩序、历史记忆都在迅速消亡，不仅仅是建一个博物馆就能留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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