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索文房清供之花觚背后的故事

文房清供，素为文人雅士燕闲之时的寄情雅玩，虽静静不语，却在一方天地中熠熠生辉。

今个且听小编说说这文房清供里的花觚器。

花觚之源流

花觚属文房清供中的一种，是由觚演变而来的。

《说文解字·角部》中记载，“觚，乡饮酒之爵也，乡亦当做礼”，可证明其最初的功用，即作为盛酒容器而存在。其基本形态为圆体，侈口，细颈，呈喇叭形状。

其发源时间甚早，新石器时代为陶觚，平底，无圈足。商周时期多为青铜觚，平底下加圈足，常常与爵组合使用。

《周礼》中记载，“爵一升，觚二升，献以爵，而酬以觚”、“传语曰：文王饮酒千钟，孔子百觚”。

足以表明觚在古人的礼仪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并且，仅供地位高贵者使用。

作为礼器，觚主要用于祭祀与陪葬。

商朝后期，觚亦成为随葬的必备礼器之一。如二里岗贵族墓葬出土的陪葬品中，爵、觚的数量就按一定比例配套出现。

显然，爵觚套数的多少已成为衡量墓主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尺。

而至西周时期，以爵、觚为中心的礼器系统被以鼎、簋为核心的新体系所代替，觚逐渐式微。而后进入铁器时代，觚更是一度沉寂。

直至宋朝时期，当时的人们偏爱金石考古，大兴古物收藏之风，觚以古物之身份得以重新入世，且作为珍贵财富，成为人们竞相收藏之物。

功能之转变

宋朝时期，觚除却收藏价值外，亦是金石学者的研究对象之一。

不少古物研究著作中均有所涉及，如《考古图》、《金石录》等，研究范围主要为器物上文字的解释、器物的命名及年代的考订等。

此外，由于觚造型典雅而纤美，宋代的文人雅士亦将其作为案头陈设之雅玩。并且，尤为喜爱作插花之用，这与当时文人偏爱插花雅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比如《瑶台步月图页》中便画有一青铜觚，觚中插花，可证其功用，“花觚”之名亦是从此时逐渐普及开来。

铜觚虽好，然价格高昂，让一般文人雅士望尘莫及，仿铜觚造型的瓷质花觚便应运而生。

其中，以汝窑花觚最为有名。它作为一种再创造的新品种，并没有直接照搬古青铜觚的原型，而是结合宋人的喜好进行改进，追求高雅飘逸的韵味。

及至元代，或由于觚这一形态与此时期浑厚豪迈的审美意趣相悖，故而发展缓慢，存世数量也较少。

元瓷觚在烧造和装饰方面注重突出瓷质本身的天然之美，纹饰也更加规范，多以蕉叶纹饰颈足，云纹或卷叶纹饰腹部。

明清时期，觚作为陈设器，成为王公贵族、文人雅士日常生活场景中不可或缺的美化之器，且在康熙、乾隆、顺治三朝尤为盛行。

其功能仍是以插花为主，正如明画家陈淳所绘的《花觚牡丹图》中那样，孤清脱俗的花卉与古朴雅致的青铜花觚相互衬托，点缀环境的同时，更能陶冶性情。

其次，花觚亦可作为佛教祭祀用品。取“孤”之谐音，内含劝诫之意，意在规劝人们要遵从于礼法。

自明代开始，便流行在佛龛供桌上摆一对花觚作为祭祀用品。发展至清代，则形成了“五供”定式，即一只香炉、一对烛台以及一对花觚，在乾隆时期较为流行。

这大约也是乾隆时期花觚精品数量多的原因。

再者，在明末清代，觚又增添了新的功用，即以装饰图案形式出现在其他器物之中。

其中，以博古图的应用最为常见。往往可见花觚内插孔雀羽毛、珊瑚、荷花、梅、灵芝等祥瑞之物，寄托了幸福如意的美好愿望。再配以鼎、尊等古物，共同构成“博古图”，有博古通今之意。

花觚之衍生

随着时间的发展与朝代的变迁，花觚除了标准型（即撇口、束腰、圈底）之外，还衍生出筒花觚与凤尾花觚两种。

筒花觚在明末与清初的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几朝颇为多见，基本形式为圆筒状，器身细长，口部外撇，腹部渐收，至底足处又外撇，底径略小于口径。烧造时间愈后，底径愈小。

顺治制器平底无釉，酱色釉口，有的题干支纪年。康熙制品总体呈圆筒状，出现圈足。雍正制品口部与底足外撇较多，器身较前为修长。乾隆制品底部外撇后又收敛成一圆弧，线条柔和。

筒花觚青花、五彩均有，纹饰有山石芭蕉、人物故事、雉鸡牡丹、博古图、花鸟、三果、云龙等。

凤尾花觚则是由筒花觚演化而来，出现于康熙时期。

一般形状为口部外撇呈凤尾状，鼓腹，腹下部逐渐内敛至底又外撇。底径等于或小于口径。砂底或釉底均有。就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而言，制作时间越晚的器身越肥。

清初三朝的凤尾花觚可依据底部造型区分。康熙所制圈足有明显的二层台，平砂底，烧造时间愈后的底部愈小而撇口愈大。雍正制品足内墙外撇，细砂底。乾隆制品器身较肥，肩部隆起，圈足的外撇程度较前朝为小。

从实用器到陈设器，从餐桌到祭祀台再到文人桌案，在式微与复兴之间，在仿古与衍变之间，古人的审美意趣一直深深印刻在觚壁之上。正因为这一份文化底蕴，得以在文房清供中光彩熠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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